崇祯皇帝上位执政后为什么会清除东林党?他是什么用意

  每当一提起崇祯皇帝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,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

  在崇祯皇帝执政初期,轻松地干掉了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,整个朝堂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氛围。虽然因为捉拿阉党和抄家的事情,崇祯皇帝与东林党产生了一些不愉快,但这种龃龉最终还是烟消云散了。

  东林党的各位大儒,整天在崇祯皇帝面前讲大道理: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陛下一定不要像你那个贪财的爷爷(万历皇帝)学,不能眼睛只盯着钱,要知道整个天下都是你的。

  当是之时,阉党既败,东林大盛。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,温体仁猾贼,周延儒回佞。——《明史》·卷二百五十八·列传第一百四十六

  单看这个场面,会给人一种诸葛亮教导刘禅的感觉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崇祯皇帝发现不对劲了。

  当某地发生民变、兵变或灾荒的时候,崇祯皇帝希望东林党能解决这些问题,但当崇祯皇帝把问题交给官僚之后,得到的回复几乎千篇一律:没钱。

  一次两次还行,次数多了,崇祯皇帝也不开心了:你们整天教导我,不能眼睛只盯着钱。可当国家发生危难的时候,你们总是强调没钱。不是说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吗?你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?

  崇祯皇帝的这种疑惑完全合理,皇帝想要治理好国家,没钱怎么行呢?东林党不让崇祯皇帝整天谈钱,却总是拿“没钱”为理由搪塞他,到底是何居心?

  

  客观地说,东林党的这种说辞是无可辩驳的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国家没钱,政府当然做不了事。

  可问题是: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执政时,从来没嚷嚷过“没钱”的话。

  在魏忠贤执政期间,皇宫内各种大修大建,用以满足天启皇帝的特殊爱好(木匠活),各地的九千岁生祠也没有停工的迹象。袁崇焕想在辽东打一仗?没问题,北方各镇的兵马全部集结于宁锦一线。

  到了崇祯年间,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被打倒了,传说中由贤者组成的东林党上台。皇宫内各种大修大建全部停止,奢侈品进攻停止,生祠自然也没人修了,辽东暂时也无仗可打。可现在东林党居然告诉崇祯皇帝,没钱!

  和魏忠贤的执政成果比起来,东林党的众位大儒难道不该羞愧吗?

  崇祯皇帝想透这个关节之后,立刻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:总而言之,我算是有点理解魏忠贤了,他为什么要对你们那么狠?是因为你们贱!不对你们狠一点,你们就要欺负到我头上来了!

  官僚集团一看,崇祯皇帝竟然产生了这种幼稚的念头,顿时就吓傻了。不管不顾地向皇帝进谏:现在之所以会穷,就是因为魏忠贤瞎折腾,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,都是在替魏忠贤时期的浮夸风还债啊!

  国家现在一穷二白、千疮百孔,想做事肯定是艰难的。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,就一定可以做到人定胜天啊!

  您现在不但不理解我们工作的艰难,不去思考魏忠贤的可恶之处,反而朝我们发火,实在是不公平啊!

  客观地说,东林党的这种说辞是无可辩驳的。魏忠贤时期为什么有钱?因为魏忠贤时期搞了很多高利贷,我们现在处于还账阶段。只不过这个高利贷是隐形的,这种影响需要时间来消弭。

  话说到这一步,崇祯皇帝自然不能再多说什么了,多说也没用。

  在我看来,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政客,不管是如何上位的执政官,在他的日常工作中,都必须顾及到钱的问题。哪个部门是不需要用钱的呢?一个都没有。

  评价一个执政官或执政团体,最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就是:他能否在无副作用、或尽量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,弄来最多的钱,保证整个部门,乃至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。

  明末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:从不叫唤缺钱的人,怎么看都像奸臣;天天叫唤缺钱的人,却被认为是忠臣。

  实际上,所谓的奸臣,就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,他们忠于皇帝,总能想方设法地弄到钱。可问题是:在生产力没有突飞猛进的前提下,蛋糕的大小几乎不会变。那么在这些“奸臣”弄钱的过程中,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集团。因为他们弄到的钱,都是从既得利益集团嘴边抠出来的。

  

  而所谓的忠臣,成天无所事事,就知道怎么跟皇帝讲大道理。可讲来讲去,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,并不会因为“忠臣”口若悬河,钱就自己变出来。他们之所以是忠臣,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得罪既得利益集团,或者说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,后世评价怎么可能差呢?

  有一句心灵鸡汤是这样说的:“能用钱解决的问题,都不是问题”。顺着这句心灵鸡汤,我再编一句毒鸡汤:“所有问题,归根结底都是钱的问题”。

  套用到明末,这句合成鸡汤应该是这样的:“明末的所有问题,都是钱的问题;如果钱不是问题,那么大明帝国就没有问题。”

  崇祯皇帝的确是天真幼稚,但他不是傻子。等他真正坐到那个位置上,自然能很快发现:如果不谈钱的问题,事情就没法做下去。可是每次和东林党谈钱,东林党的所谓“贤者”们就会告诉皇帝: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

  这种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,崇祯皇帝很快就听烦了。烦归烦,问题总要解决。既然没钱,那就想办法多收点税吧。

  第一个收税目标当然是老百姓,但想从老百姓兜里掏钱,其实非常困难,因为老百姓喜欢哭穷。不管是真穷假穷,他们都喜欢哭穷。

  客观地说,大多数老百姓的确也很穷,从他们兜里掏钱没道理。可问题是:不从老百姓兜里掏钱,难道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吗?

  就算崇祯皇帝爱民如子,想方设法要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,士绅和官僚也会一个劲儿地哭穷。对此,崇祯皇帝总不能说他们在撒谎吧?得有证据。

  谁能从士绅和官僚那里拿到他们不穷的证据呢?很显然没人能做到,因为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升。士绅和官僚是大明帝国的基本盘,谁也动不了他们。

  如果大明帝国有一位善于调动底层情绪的狠人,自然可以在大明的广阔疆域开展一场轰轰烈烈地大扫荡,把士绅和官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,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。

  

  就算有了这样的客观条件,这种狠人也不会获得什么好评,这种大扫荡更会被当成祸国殃民之举:大家想致富应该通过劳动,而不是通过抢劫富人,这不科学!

  既然不能从老百姓的兜里掏钱,也不能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,那么钱应该从哪来呢?正当崇祯皇帝为这个问题伤脑筋的时候,突然传出来一种说法:老百姓太穷太可怜了,我们不但不应该向老百姓加税,反而应该减免老百姓的税收,加大给老百姓拨款的力度,只有这样,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。

  最初,崇祯皇帝对这种声音不屑一顾:扯淡谁不会?就知道站在道德高点说大话,有能耐你把钱给朕弄来!

  可没过多久,又传出来一种说法:皇帝通过查抄魏忠贤和阉党的家,弄了不少银子,是不是应该拿出来救济百姓呀?

  廷臣动请内帑,夫内帑惟承运库耳,钱粮解承运库者有,一曰金花,二曰轻赍。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,宫人宦官赏赍。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,非唐德宗之私库,聚而不散者,安有余资?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,不知十余库何名?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。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,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?而纷纷谓上好聚敛,内帑不轻发,其不冤哉?——《崇祯遗录》

  崇祯皇帝听到这种说辞的时候,那是气得杀人的心都有了:自己要是有那样一笔传说中的大财,又何必从老百姓的兜里掏钱呢?

  官僚异口同声说皇帝有钱,崇祯皇帝梗着脖子硬说自己没钱,双方争得不可开交。崇祯皇帝怒不可遏,心里那委屈!心里那憋屈!

  眼看崇祯皇帝和东林党之间就要上演大火并,或者说眼看崇祯皇帝就要像魏忠贤那样屠杀东林党,官僚集团赶紧出来打圆场:大家都是穷人,咱也别争了,还是委屈一下老百姓吧!

  说来说去,演来演去,吃瓜群众们吃了半天瓜,却发现税收还是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。

  

  加税就加税吧,咱也务实一点,用手上这笔钱把事办好,可东林党又发表了一番悲天悯人的言论:老百姓太穷太可怜了,我们不但不应该向老百姓加税,反而应该减免老百姓的税收,加大给老百姓拨款的力度,只有这样,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。可现在居然有奸臣提议向老百姓加税,真是要误国误民啊!

  东林党为什么要这么做?当然不是戏精附体,而是要借机打压一下同僚:提议加税这种恶事你们来做,悲天悯人的形象就应该由我们东林党来演。

  面对此情此景,崇祯皇帝终于忍不下去了:你们这帮混账东西,除了整天上大课装圣人之外还有什么用?都给我滚!

  就这样,崇祯初年呼风唤雨的东林党,又集体“家里蹲”了。

  基命奏辩曰:“其说祖逢申、道浚,不逐臣不止,乞放归。”帝慰留之。卒三疏自引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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