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继位除掉魏忠贤后为什么又要大量启用宦官?原因是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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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崇祯继位之初,一切事务均由魏忠贤等人主持,甚至朝臣进官也要听从内侍宦官的安排。面对魏氏阉党的嚣张气焰,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,一个年仅十七岁、缺乏经验、新继位的小皇帝,如何承受?如何应付?人们不免有些担心。为了摆脱他人的钳制,保住自己尚不稳定的地位,崇祯深思苦虑,颇费了一番苦心。对魏忠贤,他采取避其锋芒、恩宠有加的麻痹战术。崇祯即位不久,魏忠贤为了试探崇祯的虚实,曾请求辞位。崇祯不许,并借宣川之捷之机,对魏忠贤加官进赏,荫魏忠贤为锦衣卫指挥同知。与此同时,崇祯不露声色地对其它阉党党羽实行各个击破战术。首先,令客氏搬出外宅,除去客氏再找借口贬李夔龙、阮大成、崔应元等人。为了防止阉党势力的膨涨,崇祯恩威并用,对亲魏势力进行打击崇祯的这些举措,引起阉党内部的分化。

  

  御史杨维垣接连上书,弹劾同党兵部尚书崔呈秀,许多问题已涉及到魏忠贤,只不过他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着魏氏。朝中大臣更不断有人上书弹劾魏氏。工部主事陆澄源、兵部主事钱元懿、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等都相继上书,矛头直指魏忠贤。浙江海盐贡生钱嘉徽在上书中明确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:并帝、蔑后、弄兵、无二祖列宗、克剥藩封、无圣、滥爵、邀边功、朘民脂膏、通同关节(《国榷》卷88),这十大罪状足以致魏忠贤于死地。朝臣的这些奏书,使崇桢对铲除魏氏势力增加了信心,他认为惩处魏氏的时机已到。于是,魏忠贤被召入,内侍向他宣读了朝臣的奏章,他听后十分恐惧。此刻,魏氏势力已大大削弱,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,魏忠贤重贿崇祯的太监徐应元。徐应元本是魏忠贤手下的太监,崇祯即位后渐受重用。魏忠贤使徐应元为他说项,想以辞去东厂印为代价,换回身家性命,然后再图谋东山再起。崇祯自然不会给他这种机会但为防止魏忠贤狗急跳墙,他同意魏忠贤交出东厂印、称疾辞官的请求。

  同时,加紧对阉党大规模的清除,撤职的撤职,下狱的下狱,免官的免官, 阉党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。同年十一月,崇祯下谕,谪魏忠贤至安徽凤阳祖陵司香,籍没魏氏、客氏家产。徐应元也因为魏忠贤说情而被谪戍献陵。不仅如此,崇祯要对魏忠贤斩尽杀绝,以绝后患。他下令命锦衣卫“扭解押赶,跟随群奸,即时擒奏”。魏忠贤此时正在去凤阳的路上,行至阜城,同党向他密报崇祯谕令,他知道已无法挽回败局,无可奈何之下上吊自杀了。

  魏忠贤一死,余党成了无头之鸟,七零八落。史载: “时党势甚炽,外廷汹汹,虑有他变。上不动声色,神明独运,无一人之助,而诛逐元凶,再安社稷, 天上翕然诵圣智焉。”(《明季北略》卷三)崇祯在铲除阉党时的表现,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与成熟干炼。

  崇祯以严厉的手段结束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执政的时代。

  

  崇祯元年春,他下谕:“内臣非命不得出门”,以防内臣干预朝政。然而就在他努力清除宦官专权的同时,又在重蹈其父兄的覆辙。崇祯二年,太监曹化淳被任命为提督江南织造;不久,又令他提督东厂;后又荫锦衣卫指挥佥事。崇祯又任命高启潜监宁锦兵饷;张彝宪总理户、工二部,唐文征亲督京营,王应朝监行营;冯元升核军讫,令占直劳军。崇祯四年,又使内臣王应朝、邓希绍等监视关,宁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(见《明史,本纪》),并将\"察吏诘戎予夺大柄,仅付二三阉寺”(《明史.姜应麟传》)。宦官内侍又开始逐步掌握朝中的政治、军事,经济、监察、任免,法律大权,大权在握的宦官内侍“自是衔宪四出,动以威倨上官,体加于庶司,群相壅蔽矣\"

  从表面上看,崇祯一手严厉打击宦官,一手又积极扶持宦官,似乎很矛盾。实际上,崇祯打击的只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,而不是针对宦官。因为阉党势力对崇祯存在极大的威胁,其时“党势甚炽,外廷汹汹,虑有他变”,且魏氏党羽做恶多端,民愤极大,除掉阉党对平息民愤、安抚民心、树立威信、稳固统治有益无害。崇祯对宦官之祸的认识以及处理手段都是基于维护自己、维护皇权的立场之上,他不可能对宦官之祸有更深刻的认识。《明史》言:宦官内侍之流,“若用为耳目,即耳目蔽,用为心腹,即心腹病。驭之之道,在使之畏法,不可使有功。畏法则检束,有功则骄恣”(卷74《职官三》)。

  

  其实,宦官之祸不是任用某个宦官为心腹的问题,而是整个封建制度,特别是用人制度弊端的反映。宦官与朝臣都是身居深宫的皇帝联系外界的耳目,专制主义集权制度限制了国家机器由更多的人参与操纵,皇帝高高在上且又身处深宫,缺少与外界的直接联系,多靠朝臣的奏章,上书了解军国大事。然而,一旦言路被堵塞,他的视野也就被封闭了。于是,只能寻找心腹以为耳目,这个心腹或宦官或外戚或权臣。国家机器运转的好坏,也只能听凭这些操纵者的了。虽然崇祯在对阉党的斗争中,“无一人之助”而“神明独运”,表现了不凡的才干,但做为皇帝,一 人操纵如此庞大、如此沉重的国家机器,并使之正常运转,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可能办到的。因此,崇祯一上台,用人问题就迫在眉睫。

  崇祯继位后,阉党虽然遭到了打击,但党争并未结束,朋党间的对立与争斗仍在继续。首先,官僚士大夫间的门户之见甚深,都期冀乘机扩大势力,排斥异己。此外,阉党余孽仍想寻找时机重振昔日之威。鉴于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的教训,崇祯对党争异常敏感,尤其是对大臣植竞更是严加防范,因此,对大臣普遍存在猜忌心理。崇祯在位十七年,先后命相五十人;周延儒、温体仁、杨嗣昌等虽无才干,但善于奉迎, 而且常以“党比\"罪名加于对手身上,因此博取了皇帝的支持与同情。崇祯对他们大加赞赏,视为心腹,而许多有识之士则在党争中或遭排挤或被置于死地。

  

  党争的结果,使原本就人才缺乏的明朝,陷入更加严重的境地。一些为官为宦者除醉心于党争外,对朝廷大事莫不关心,也加深了崇祯对朝臣的不满与猜忌,增加了他恼怒。于是,也把用人的砝码放在了内臣身上。崇祯曾说:“文武各官,联未尝不信用,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?只一味朦徇诿饰,不得已差内臣查核,原出一时权宜,若是参来不行,差他做什么?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,朕何必要用内臣。”崇祯九年,以张元左为兵部右侍郎,镇守昌平,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皆即日赴任,张元左却三日仍未出发,崇祯对阁臣叹曰:“内臣即日就道,而侍郎三日未出,何怪朕用内臣耶“此番话既有对内臣的偏袒,也道出了崇祯的无奈。可见明朝吏治混乱,积重难返。

  崇祯任用内臣,排挤掉一些有才干之人,以致内外臣矛盾日益尖锐,军国大事无人过问。此时此刻,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,东北的女真族也日逼南下,而明朝内部却“无事禀成为恭,寇至则推诿百出”(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74)。文官爱财,武将怕死,监军的宦官不懂军事,却大权在握,常常贻误战机。 崇祯信任宦官的结果也是他始料不及的。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之时,内侍曹化淳开城门投降,其他亲信也都惊慌失措,竟语“吾党富贵自在也”,将皇帝抛在一边,只有内侍王承恩随他而去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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