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汉字的石刻文的产生与发展过程

   我国的上古时代,同人类其他民族一样,很早便开始使用石器。《越绝书》中说:

   神农之时,以石为兵。神农和炎帝时,就以石头作兵器了,后来也逐渐用作书写文字的一种载体。但刻石记事到底起于何时,学术界的意见不统一。

   《金石学》中说:三代之间,有金而无石;秦汉以后,石多而金少,而金亦无足轻重,故欲究三代之史莫如金(及近代出土之甲骨),究秦汉以后之史莫如石。

   而在另一部书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中则说:自周室衰微,诸侯强大,名器寝轻,功利是重。于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,而石刻之文兴矣。

   《墨子》说:镂于金石。可见石刻大概起于周王室衰弱的春秋战国时期。那时的刻石文,今天是见不到了。

  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刻石文是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文。其实是十块圆鼓形的刻石,共十枚,文体是大篆,全文约七百多字,其内容是记述打猎的四言诗。其中一个石鼓上面的文字看不清了。从字体来看,多数学者认定是秦穆公时的刻石文。

  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,书籍都靠人书写,这样就难免出现笔误,很多经书也就会出现文字不统一的情况。为了制定统一标准,作为学子们学习的依据,各代官府多有刻石证经的举动。宋代王应麟在他的《困学纪文》中说:

   石经有七,汉熹平则蔡邕,魏正始则邯郸淳,晋裴额,唐开成唐元度,后唐孙逢吉等,本朝则嘉祜杨南仲等,中兴高庙御书。王应麟介绍了七个石经,这里值得提的是熹平石经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五十七载东汉后期灵帝熹平四年春,三月,诏诸儒正五经文字,命议郎蔡邕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之,刻石,立于太学门外。使后儒晚学,咸取正焉。

   碑始立,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辆,填塞街陌。蔡邕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,经过文字校订,刻在石碑上,竖立在首都洛阳的太学门前。这部石经刻成于熹平年间,因而称熹平石经,因为正文都是用隶书体刻成的,因此又称之为一字石经。

   其次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正始年间,在洛阳太学刻的石经,是邯郸淳书写的,只刻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和半部《春秋左氏传》,这部石经是用籀文、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刻写,因此称之为《三体石经》,但这些石经都毁掉了,只有唐文宗时刻写的《开成石经》,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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